第一百六十九章 姐夫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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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梁晓秀一声不吭，直接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了。她很生气，妹妹还有虚荣心，还好面子，把自己看得比天高。她认为，一个人最要不得的缺点是虚荣心和好面子；虚荣心和好面子能把一个人害死。
大姐生气走了，妹妹晓玲挺尴尬，一方面感觉大姐不通情达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又惹大姐生气了。婚姻毕竟是人生的大事，她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违心地接受大姐的意见。
宋福禄把晓玲留下，给她详细介绍罗成家的情况。
罗大顺不到10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罗成独自一人把两个儿子带大。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从小吃了不少苦。罗大顺在中学只念了一年书便到中餐馆打工了。他当时在后厨干杂活，一个月只能拿到100欧元。他那时还算童工，只有12岁。18岁时，他当上了二厨；22岁时正式当上了大厨。
梁晓玲心想：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宋福禄开导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顺学会了厨师手艺，一辈子都有饭吃。在法国厨师的地位挺高，被人看作为有手艺的人，堪比艺术家。晓玲将来和大顺在巴黎开一家中餐馆，大顺正好当厨师，晓玲负责前台，两人就能把一家小餐馆开起来。
晓玲只听，但不搭腔。姐夫开导她，她想给姐夫留面子，不让他下不来台。
宋福禄看晓玲不吭声，便换了一话题，问晓玲是不是觉得在中餐馆工作没有出息？又问她对开餐馆的人有什么看法。
晓玲说，她没有觉得在中餐馆干活没出息，她只是觉得意思不大。开餐馆整天干活，一点闲工夫都没有，长期下去，她觉得人活着都没意思。
她说的是实话。
宋福禄说，中餐馆是华人在法国、在欧洲赖以生存的基地；没有中餐馆，就没有华人生存的空间。中餐馆是华人的主业，事实上，华人在法国除了经营中餐馆外，干不了其他什么事。可以说，是中餐馆救了华人一命。
“我知道这个情况。你想说什么呢，大姐夫？”晓玲问道，大姐夫说了半天，她觉得再不说话不大好，便随便问了一句。
“我想说的是：你不要小瞧开中餐馆的人，有些顶呱呱的人才就是开铺子出身的。你大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这些人出国前大部人都是农民，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训练，没有什么特长，在法国除了开中餐馆以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和机会。开餐馆虽然辛苦，但温饱有余；如果经营得当，收入相当可观。我们这些人没有读书人那么多烦恼，我们只知道到用我们的双手挣钱生活，别的事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大姐夫，你误会了，我没有瞧不起中餐馆，更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宋福禄不搭茬，继续说：“开餐馆很累人，可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辛苦、劳累不值一提。这一点儿苦、这一点儿累，算什么？中国人什么苦没受过？中国人怕过累吗？为了生存，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人能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表面看来，开餐馆没什么社会地位，但是我们在法国树立了中华饮食的形象，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贡献呢？”
“大姐夫，这算是一种贡献，”晓玲敷衍道，“其实我挺佩服你的。我刚在后厨帮厨时，第一个月累得腰酸腿痛，简直快坚持不住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你也很辛苦，你干的活比我累多了，但是我从来没听你抱怨过累，你反而把工作当做一种乐趣。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你知道吗，晓玲。我们这些普普通通开餐馆的华人凭着我们的双手挣到的钱，远不是一般法国中产家庭所能相比的。你知道一般法国家庭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吗？不过二、三仟欧元。”
“这我知道。”
“我和你大姐都认为，能赚到钱的生意就是好生意。在法国，华人要想生活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开餐馆。其实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如此。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其他欧洲国家看看，你就会明白绝大部分华人是靠开中餐馆谋生的。”
晓玲便想：“我连法国都没转过，我哪还有机会到别的国家看看呢？”
宋福禄总说大实话，他自问自答：世界上什么事最重要？吃饭最重要，生存最重要。没有钱，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
晓玲觉得姐夫说的倒是大实话，觉得姐夫在给她上课。
宋福禄和梁晓秀共同生活5年多时间，学会了给人做思想工作；此刻他就在给妹妹做思想工作。
“晓玲，你到法国来，不就是因为法国发达、富有吗？如果法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你会来这里吗？”
“当然不会来。”她嘴上那么说，心里却在想：来法国可以干别的工作呀，为什么一定要开中餐馆呢？中餐馆只是一种暂时的、临时的工作；如果一辈子都在餐馆里工作，那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着，生活要丰富多彩，而不应该一生只干一件事。象宋福禄那样的人，活着多单调，多乏味！
宋福禄不管晓玲的感受，继续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后代，大海和大山，将来也会和我一样经营中餐馆；我干不动时就会把餐馆交给他们。将来他们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即使上了大学，拿到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毕业后很有可能照样子承父业──开餐馆。”
晓玲忍不住说，姐夫的后代将来如果读了硕士博士，可以做别的工作，没必要非得开中餐馆。他们出生在法国，在法国上学，如果长大后也开餐馆，那就太可惜了。
“晓玲，你还不知道：在法国、在欧洲能找到一份比中餐馆挣钱多的工作吗？这比登天还难呀。你知道一家中餐馆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
“不知道。”
“20万欧元，也就是200万元人民币！”
听了姐夫的话，晓玲吓了一跳：这个数额在1975年的中国是天文数字，是任何一个中国家庭都不敢想象的数字。200万元人民币，按她的理解，相当于他们镇里20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把这些华人在海外创业谋生的成绩好好记上一笔。
她说：“大姐夫，你还真给我上了一课：我以前不知道开中餐馆的人能赚到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不过赚的钱虽然多，但都是辛苦钱啊。”
“但华人赚这样的钱，心里非常踏实。你在法国呆的时间还短，你若呆长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华人要想在法国生存，其实很难的。”
宋福禄点上一支烟，一时不再说话了，他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其实，他在想着怎么把晓玲的思想工作做通，让她和罗大顺成亲。
晓玲总认为，干厨师没出息，可是在他看来，厨师就是最好的职业，至少对华人来说如此。他就是厨师出身，准备干一辈子。他干厨师挣了那么多钱，但不能告诉晓玲，他只能婉转地说，干厨师有出息，而且出息很大。没有厨师，哪来的中餐馆？没有厨师，中餐馆怎么赚钱？厨师就是中餐馆的老板。在中餐馆当一个厨师，一个月的薪水比国内一个人的几年的工资都多。这么简单的道理，晓玲居然理解不深刻。
她太幼稚了！她总和法国人比，不和国内人比。她嫌一个月70欧元少，可是她不想想她在国内老家一年的收入只有900元人民币。她还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将来她独自闯荡，她才能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职业能挣到大钱。
晓玲虽然不赞同姐夫的一些说法，但她知道姐夫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姐夫的话还没说完，晓玲不好意思离开，只好和姐夫继续聊天。
回到家后，梁晓秀一声不吭，直接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了。她很生气，妹妹还有虚荣心，还好面子，把自己看得比天高。她认为，一个人最要不得的缺点是虚荣心和好面子；虚荣心和好面子能把一个人害死。
大姐生气走了，妹妹晓玲挺尴尬，一方面感觉大姐不通情达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又惹大姐生气了。婚姻毕竟是人生的大事，她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违心地接受大姐的意见。
宋福禄把晓玲留下，给她详细介绍罗成家的情况。
罗大顺不到10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罗成独自一人把两个儿子带大。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从小吃了不少苦。罗大顺在中学只念了一年书便到中餐馆打工了。他当时在后厨干杂活，一个月只能拿到100欧元。他那时还算童工，只有12岁。18岁时，他当上了二厨；22岁时正式当上了大厨。
梁晓玲心想：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宋福禄开导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顺学会了厨师手艺，一辈子都有饭吃。在法国厨师的地位挺高，被人看作为有手艺的人，堪比艺术家。晓玲将来和大顺在巴黎开一家中餐馆，大顺正好当厨师，晓玲负责前台，两人就能把一家小餐馆开起来。
晓玲只听，但不搭腔。姐夫开导她，她想给姐夫留面子，不让他下不来台。
宋福禄看晓玲不吭声，便换了一话题，问晓玲是不是觉得在中餐馆工作没有出息？又问她对开餐馆的人有什么看法。
晓玲说，她没有觉得在中餐馆干活没出息，她只是觉得意思不大。开餐馆整天干活，一点闲工夫都没有，长期下去，她觉得人活着都没意思。
她说的是实话。
宋福禄说，中餐馆是华人在法国、在欧洲赖以生存的基地；没有中餐馆，就没有华人生存的空间。中餐馆是华人的主业，事实上，华人在法国除了经营中餐馆外，干不了其他什么事。可以说，是中餐馆救了华人一命。
“我知道这个情况。你想说什么呢，大姐夫？”晓玲问道，大姐夫说了半天，她觉得再不说话不大好，便随便问了一句。
“我想说的是：你不要小瞧开中餐馆的人，有些顶呱呱的人才就是开铺子出身的。你大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这些人出国前大部人都是农民，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训练，没有什么特长，在法国除了开中餐馆以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和机会。开餐馆虽然辛苦，但温饱有余；如果经营得当，收入相当可观。我们这些人没有读书人那么多烦恼，我们只知道到用我们的双手挣钱生活，别的事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大姐夫，你误会了，我没有瞧不起中餐馆，更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宋福禄不搭茬，继续说：“开餐馆很累人，可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辛苦、劳累不值一提。这一点儿苦、这一点儿累，算什么？中国人什么苦没受过？中国人怕过累吗？为了生存，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人能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表面看来，开餐馆没什么社会地位，但是我们在法国树立了中华饮食的形象，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贡献呢？”
“大姐夫，这算是一种贡献，”晓玲敷衍道，“其实我挺佩服你的。我刚在后厨帮厨时，第一个月累得腰酸腿痛，简直快坚持不住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你也很辛苦，你干的活比我累多了，但是我从来没听你抱怨过累，你反而把工作当做一种乐趣。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你知道吗，晓玲。我们这些普普通通开餐馆的华人凭着我们的双手挣到的钱，远不是一般法国中产家庭所能相比的。你知道一般法国家庭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吗？不过二、三仟欧元。”
“这我知道。”
“我和你大姐都认为，能赚到钱的生意就是好生意。在法国，华人要想生活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开餐馆。其实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如此。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其他欧洲国家看看，你就会明白绝大部分华人是靠开中餐馆谋生的。”
晓玲便想：“我连法国都没转过，我哪还有机会到别的国家看看呢？”
宋福禄总说大实话，他自问自答：世界上什么事最重要？吃饭最重要，生存最重要。没有钱，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
晓玲觉得姐夫说的倒是大实话，觉得姐夫在给她上课。
宋福禄和梁晓秀共同生活5年多时间，学会了给人做思想工作；此刻他就在给妹妹做思想工作。
“晓玲，你到法国来，不就是因为法国发达、富有吗？如果法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你会来这里吗？”
“当然不会来。”她嘴上那么说，心里却在想：来法国可以干别的工作呀，为什么一定要开中餐馆呢？中餐馆只是一种暂时的、临时的工作；如果一辈子都在餐馆里工作，那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着，生活要丰富多彩，而不应该一生只干一件事。象宋福禄那样的人，活着多单调，多乏味！
宋福禄不管晓玲的感受，继续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后代，大海和大山，将来也会和我一样经营中餐馆；我干不动时就会把餐馆交给他们。将来他们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即使上了大学，拿到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毕业后很有可能照样子承父业──开餐馆。”
晓玲忍不住说，姐夫的后代将来如果读了硕士博士，可以做别的工作，没必要非得开中餐馆。他们出生在法国，在法国上学，如果长大后也开餐馆，那就太可惜了。
“晓玲，你还不知道：在法国、在欧洲能找到一份比中餐馆挣钱多的工作吗？这比登天还难呀。你知道一家中餐馆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
“不知道。”
“20万欧元，也就是200万元人民币！”
听了姐夫的话，晓玲吓了一跳：这个数额在1975年的中国是天文数字，是任何一个中国家庭都不敢想象的数字。200万元人民币，按她的理解，相当于他们镇里20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把这些华人在海外创业谋生的成绩好好记上一笔。
她说：“大姐夫，你还真给我上了一课：我以前不知道开中餐馆的人能赚到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不过赚的钱虽然多，但都是辛苦钱啊。”
“但华人赚这样的钱，心里非常踏实。你在法国呆的时间还短，你若呆长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华人要想在法国生存，其实很难的。”
宋福禄点上一支烟，一时不再说话了，他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其实，他在想着怎么把晓玲的思想工作做通，让她和罗大顺成亲。
晓玲总认为，干厨师没出息，可是在他看来，厨师就是最好的职业，至少对华人来说如此。他就是厨师出身，准备干一辈子。他干厨师挣了那么多钱，但不能告诉晓玲，他只能婉转地说，干厨师有出息，而且出息很大。没有厨师，哪来的中餐馆？没有厨师，中餐馆怎么赚钱？厨师就是中餐馆的老板。在中餐馆当一个厨师，一个月的薪水比国内一个人的几年的工资都多。这么简单的道理，晓玲居然理解不深刻。
她太幼稚了！她总和法国人比，不和国内人比。她嫌一个月70欧元少，可是她不想想她在国内老家一年的收入只有900元人民币。她还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将来她独自闯荡，她才能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职业能挣到大钱。
晓玲虽然不赞同姐夫的一些说法，但她知道姐夫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姐夫的话还没说完，晓玲不好意思离开，只好和姐夫继续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