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天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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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9点钟，梁晓秀来到外滩时，弟弟妹妹两人正站在那个凳子旁等着她呢。梁晓秀的气消了，她说她先带他们到商店给他们买衣服，妹妹说不用买了，他们的衣服还能穿。梁晓秀心想：还能穿什么呀，都让人当成了小偷。人靠衣，马靠鞍，外表看着顺眼，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们来到南京路上的一家服装店，梁晓秀分别看好了两套衣服，拿出钱要买下那两套衣服。售货员和她要布票，她这时才想起国内还在用布票，那时还是票证年代，什么东西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油票，等等无花八门的票证数不胜数。她回过头问弟弟妹妹身上带没带布票，他们直摇头。
梁晓秀一筹莫展，没有布票就买不了衣服，怎么办呢？
这时妹妹机灵一动，和售货员说她姐姐是海外华人，能不能通融一下，卖给他们那两套服装。
售货员说如果是华侨，他们可以到华侨商店或友谊商店买服装，那里的服装不要布票。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华侨商店，梁晓秀分别给弟弟妹妹用外汇卷买了两套衣服，当时就让他们穿上了。两套衣服总共才花了50元钱，而且还是最好的服装。梁晓秀心想：她穿在身上的一件夏奈尔白色长洗衬衣价格高达15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她和弟弟妹妹之间已经有了天上和地下的差别。
从商店出来，梁晓秀带着他们进了一家餐馆，那时到饭馆吃饭还要粮票，弟弟妹妹身上带着粮票，梁晓秀点了四个大菜：红烧肉、糖醋黄花鱼、汽锅鸡、油焖鸭子，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她料到弟弟妹妹这几天肯定没吃过一顿饱饭，她渐渐地已经恢复了对过去的记忆，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饭菜上来，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们还从未下过馆子，看见那么多好吃的菜，哪肯放过，顾不上和姐姐说话，只顾低头吃菜。餐桌上只上了三碗白米饭，弟弟妹妹很快就吃完了米饭，梁晓秀又给她们每人要了两碗米饭。看着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梁晓秀心里一酸，眼泪有了泪水。她想等他们吃好了，再问家里的情况。他们见面后还没来得及谈家事。
不到10分钟，四盘菜和六碗米饭一扫而光，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弟弟和妹妹满意地用纸巾擦着嘴，那顿饭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大餐。
梁晓秀惊呆了：他们多能吃啊！光是一大盘红烧肉就应该够两个人吃的，可是他们象打扫战场一样，什么都没剩下。她想起自己当年也和他们一样能吃，总感觉吃不饱。
她问：“吃饱了吗？”
“吃饱了。”弟弟妹妹同时回答说，还有点不好意思。
梁晓秀问了他们这几天的情况。
大妹妹便先给她讲了他们来接站的整个过程。三天前，他们从家里出来，先坐马车到镇里，在镇里坐汽车到了县城，在县城等了一天，坐火车到市里，在市里又等了一天，才从市里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火车站他们下车后，来到旅店登记处，排队等候旅馆，可是人家和他们要出差介绍信，他们没有介绍信，人家不给安排旅馆，他们只好决定到上海火车站蹲一夜。
“你们在上海火车站过得夜？”梁晓秀不安地问道。
妹妹说：“是啊，我们俩在候车大厅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个地方，坐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汽车，倒了三次车到了机场，一直等到中午才接到你。”
妹妹说得很自然，并没觉得有什么为难的；但梁晓秀听了却心酸，她又问他们昨天晚上是否也在火车站过得夜。
妹妹说，他们昨天受到大姐的批评，先找到一家大众浴池，遵照大姐的指示洗了澡，然后在街上瞎逛，半夜才到车站过了一夜。
梁晓秀听了心里一震，她昨晚带着孩子睡在饭店柔软的席梦思床上，而弟弟妹妹却蹲在火车站过了一夜，他们的境遇反差之大，犹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们是一家人，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有了巨大的反差。她感到不安，浑身不舒服，心里非常难受。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同了：她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乡下姑娘梁晓秀了；她是法国华侨，在国内被人称为小姐、女士、夫人，处处被人高看一眼，享受着同胞无法想象的待遇。她比别人高在哪儿呢？有钱有身份？她一时不愿多想这个问题。
想到这儿，她为弟弟妹妹的境遇感到伤心，看到他们逆来顺受的样子，她暗暗下决心要改变他们的境况，把他们带到法国，让他们一边打工，一边积累经验，几年后帮他们开一家中餐馆，也让他们出人头地。但她没有和他们说她的想法，她想回家过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妹妹吃饱了饭，才想起问姐姐，她怎么没带孩子一起出来。梁晓秀说，她出来时给两个孩子准备了食品，和大儿子交代，让他看好弟弟。
“他们俩待在屋里行吗？”弟弟问道。
“没问题。在家，老大经常照看老二，已经习惯了。”
弟弟忍不住说：“大姐，他们生在你家真幸福！我从未见过小孩子穿那么好的衣服。他们俩好像不大愿意理我们，一句话也没和我们说。”
妹妹赶紧解释说，小孩子认生，等他们在老家呆一阵就会好了。
梁晓秀早就注意到两个孩子对大舅和二姨很冷淡，他们小小年纪却有了“等级观念”，看到长辈亲人的穿戴，他们瞧不起，无形中抬高了自己，觉得他们高于两个乡下的亲戚。她想等到了老家，她要慢慢调教两个儿子，把他们的傲气打下去，绝不能让他们有优越感。她自己就是从从村里出来的人，哪能让孩子瞧不起自己的弟弟妹妹呢？
眼下最要紧的事，得先给弟弟妹妹找一家旅馆，让他们住下来，不能再让他们流浪了。她问妹妹为什么在上海住店要介绍信呢？妹妹说，她也不清楚，只听别人说上海和北京那样的大城市住店就得有介绍信，否则一律不让住店；而小一点的城市就不需要介绍信，比如杭州那样的城市。
梁晓秀当即决定提前离开上海，先到杭州住下，然后再坐火车往家走。她想在杭州给弟弟妹妹找一家旅馆应该不成问题。
弟弟和妹妹都不同意，他们说他们在火车站过夜没问题，姐姐再好好休息一天，按照定好的日期出发。弟弟妹妹已经看出来，他们的姐姐是有身份能的人，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必须让姐姐休息好，按照姐姐的行程确定出发的日子。姐姐倘若还想在上海呆一个星期，他们就在上海陪姐姐呆一个星期，绝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们无形中把大姐看成了高等人，认为大姐就应该享受好的待遇。
梁晓秀已经没心情待在上海了，她想尽快回家看到父母。妹妹说父母得知她要回来探亲，高兴得一夜没睡，天天念叨她，盼着她的到来。为了迎接她的到来，父母专门让他们姐弟俩粉刷了房子，为她和两个孩子搭了一张大床。
说走就走，梁晓秀让弟弟妹妹一个小时后在外滩见面，她要回酒店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就启程回家。
她下午2点赶回酒店，当即定了下五四点钟到杭州的火车票。订票时又遇到了问题：她可以定软座，但她弟弟妹妹却只能订硬座。理由和住店一样：他们不是外宾，不是华侨。她只好给弟弟妹妹买了硬座车票，自己和孩子买了软坐票。
梁晓秀迅速收拾好行李，和酒店要了一辆车，准备动身到火车站。
她收拾好行李，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站在窗前看外滩外景，无意中看到了弟弟和妹妹，他们俩在抬头往酒店方向看，似乎在寻找她的房间。
服务员打来电话，通知她汽车已经到门口了，让她准备出发。她让服务员帮她把行李运到下面，她带着孩子来到楼下，让大儿子看着小儿子，她走出酒店来到外滩，招呼弟弟妹妹过来帮她运行李。
弟弟妹妹洗了澡，穿了新衣服，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俩帮姐姐把行李装到车上，和姐姐一起坐车来到了火车站。
第二天上午9点钟，梁晓秀来到外滩时，弟弟妹妹两人正站在那个凳子旁等着她呢。梁晓秀的气消了，她说她先带他们到商店给他们买衣服，妹妹说不用买了，他们的衣服还能穿。梁晓秀心想：还能穿什么呀，都让人当成了小偷。人靠衣，马靠鞍，外表看着顺眼，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们来到南京路上的一家服装店，梁晓秀分别看好了两套衣服，拿出钱要买下那两套衣服。售货员和她要布票，她这时才想起国内还在用布票，那时还是票证年代，什么东西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油票，等等无花八门的票证数不胜数。她回过头问弟弟妹妹身上带没带布票，他们直摇头。
梁晓秀一筹莫展，没有布票就买不了衣服，怎么办呢？
这时妹妹机灵一动，和售货员说她姐姐是海外华人，能不能通融一下，卖给他们那两套服装。
售货员说如果是华侨，他们可以到华侨商店或友谊商店买服装，那里的服装不要布票。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华侨商店，梁晓秀分别给弟弟妹妹用外汇卷买了两套衣服，当时就让他们穿上了。两套衣服总共才花了50元钱，而且还是最好的服装。梁晓秀心想：她穿在身上的一件夏奈尔白色长洗衬衣价格高达15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她和弟弟妹妹之间已经有了天上和地下的差别。
从商店出来，梁晓秀带着他们进了一家餐馆，那时到饭馆吃饭还要粮票，弟弟妹妹身上带着粮票，梁晓秀点了四个大菜：红烧肉、糖醋黄花鱼、汽锅鸡、油焖鸭子，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她料到弟弟妹妹这几天肯定没吃过一顿饱饭，她渐渐地已经恢复了对过去的记忆，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饭菜上来，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们还从未下过馆子，看见那么多好吃的菜，哪肯放过，顾不上和姐姐说话，只顾低头吃菜。餐桌上只上了三碗白米饭，弟弟妹妹很快就吃完了米饭，梁晓秀又给她们每人要了两碗米饭。看着弟弟妹妹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梁晓秀心里一酸，眼泪有了泪水。她想等他们吃好了，再问家里的情况。他们见面后还没来得及谈家事。
不到10分钟，四盘菜和六碗米饭一扫而光，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弟弟和妹妹满意地用纸巾擦着嘴，那顿饭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大餐。
梁晓秀惊呆了：他们多能吃啊！光是一大盘红烧肉就应该够两个人吃的，可是他们象打扫战场一样，什么都没剩下。她想起自己当年也和他们一样能吃，总感觉吃不饱。
她问：“吃饱了吗？”
“吃饱了。”弟弟妹妹同时回答说，还有点不好意思。
梁晓秀问了他们这几天的情况。
大妹妹便先给她讲了他们来接站的整个过程。三天前，他们从家里出来，先坐马车到镇里，在镇里坐汽车到了县城，在县城等了一天，坐火车到市里，在市里又等了一天，才从市里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火车站他们下车后，来到旅店登记处，排队等候旅馆，可是人家和他们要出差介绍信，他们没有介绍信，人家不给安排旅馆，他们只好决定到上海火车站蹲一夜。
“你们在上海火车站过得夜？”梁晓秀不安地问道。
妹妹说：“是啊，我们俩在候车大厅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个地方，坐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汽车，倒了三次车到了机场，一直等到中午才接到你。”
妹妹说得很自然，并没觉得有什么为难的；但梁晓秀听了却心酸，她又问他们昨天晚上是否也在火车站过得夜。
妹妹说，他们昨天受到大姐的批评，先找到一家大众浴池，遵照大姐的指示洗了澡，然后在街上瞎逛，半夜才到车站过了一夜。
梁晓秀听了心里一震，她昨晚带着孩子睡在饭店柔软的席梦思床上，而弟弟妹妹却蹲在火车站过了一夜，他们的境遇反差之大，犹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们是一家人，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有了巨大的反差。她感到不安，浑身不舒服，心里非常难受。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同了：她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乡下姑娘梁晓秀了；她是法国华侨，在国内被人称为小姐、女士、夫人，处处被人高看一眼，享受着同胞无法想象的待遇。她比别人高在哪儿呢？有钱有身份？她一时不愿多想这个问题。
想到这儿，她为弟弟妹妹的境遇感到伤心，看到他们逆来顺受的样子，她暗暗下决心要改变他们的境况，把他们带到法国，让他们一边打工，一边积累经验，几年后帮他们开一家中餐馆，也让他们出人头地。但她没有和他们说她的想法，她想回家过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妹妹吃饱了饭，才想起问姐姐，她怎么没带孩子一起出来。梁晓秀说，她出来时给两个孩子准备了食品，和大儿子交代，让他看好弟弟。
“他们俩待在屋里行吗？”弟弟问道。
“没问题。在家，老大经常照看老二，已经习惯了。”
弟弟忍不住说：“大姐，他们生在你家真幸福！我从未见过小孩子穿那么好的衣服。他们俩好像不大愿意理我们，一句话也没和我们说。”
妹妹赶紧解释说，小孩子认生，等他们在老家呆一阵就会好了。
梁晓秀早就注意到两个孩子对大舅和二姨很冷淡，他们小小年纪却有了“等级观念”，看到长辈亲人的穿戴，他们瞧不起，无形中抬高了自己，觉得他们高于两个乡下的亲戚。她想等到了老家，她要慢慢调教两个儿子，把他们的傲气打下去，绝不能让他们有优越感。她自己就是从从村里出来的人，哪能让孩子瞧不起自己的弟弟妹妹呢？
眼下最要紧的事，得先给弟弟妹妹找一家旅馆，让他们住下来，不能再让他们流浪了。她问妹妹为什么在上海住店要介绍信呢？妹妹说，她也不清楚，只听别人说上海和北京那样的大城市住店就得有介绍信，否则一律不让住店；而小一点的城市就不需要介绍信，比如杭州那样的城市。
梁晓秀当即决定提前离开上海，先到杭州住下，然后再坐火车往家走。她想在杭州给弟弟妹妹找一家旅馆应该不成问题。
弟弟和妹妹都不同意，他们说他们在火车站过夜没问题，姐姐再好好休息一天，按照定好的日期出发。弟弟妹妹已经看出来，他们的姐姐是有身份能的人，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必须让姐姐休息好，按照姐姐的行程确定出发的日子。姐姐倘若还想在上海呆一个星期，他们就在上海陪姐姐呆一个星期，绝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们无形中把大姐看成了高等人，认为大姐就应该享受好的待遇。
梁晓秀已经没心情待在上海了，她想尽快回家看到父母。妹妹说父母得知她要回来探亲，高兴得一夜没睡，天天念叨她，盼着她的到来。为了迎接她的到来，父母专门让他们姐弟俩粉刷了房子，为她和两个孩子搭了一张大床。
说走就走，梁晓秀让弟弟妹妹一个小时后在外滩见面，她要回酒店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就启程回家。
她下午2点赶回酒店，当即定了下五四点钟到杭州的火车票。订票时又遇到了问题：她可以定软座，但她弟弟妹妹却只能订硬座。理由和住店一样：他们不是外宾，不是华侨。她只好给弟弟妹妹买了硬座车票，自己和孩子买了软坐票。
梁晓秀迅速收拾好行李，和酒店要了一辆车，准备动身到火车站。
她收拾好行李，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站在窗前看外滩外景，无意中看到了弟弟和妹妹，他们俩在抬头往酒店方向看，似乎在寻找她的房间。
服务员打来电话，通知她汽车已经到门口了，让她准备出发。她让服务员帮她把行李运到下面，她带着孩子来到楼下，让大儿子看着小儿子，她走出酒店来到外滩，招呼弟弟妹妹过来帮她运行李。
弟弟妹妹洗了澡，穿了新衣服，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俩帮姐姐把行李装到车上，和姐姐一起坐车来到了火车站。